901我為什麼要上街遊行

文／王思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


和多數記者不同，進入新聞圈，用自己的筆(現在是手指)改變世界，或讓世界變得更好，從來不是我的夢想。大學念的更是和新聞八竿子打不著的科系。可以說，成為記者的第一天，才開始學習新聞是怎麼一回事。

誤闖所謂媒體「黃金時代」的尾聲，那種今天辭職，明天就找得到新去處的時代，和同被稱為「新聞人」的人們一起，在日復一日的征戰中，學著處理新聞，在台灣新聞發展中扮演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身歷其境卻恍然不覺的，見證著新聞大時代的變化。

我們這群五、六年級新聞人，政治上橋接戒嚴前後年代，從威權到民主；社會上橋接白手起家、經濟奇蹟的台灣和如今徘徊十字路口、萬物皆漲唯薪水不漲的台灣；教育上橋接黨國教育和如今的多元開放；工作上則橋接沒有網路、沒有免費新聞的時期，以及新聞可以拿來造假、販賣、遂行個人意志的時期，經歷記者尊嚴和專業雙雙暴跌的劇變。老實說，許多人心中感慨萬千。

年紀大於我的前輩，勢必更有體會；而年紀小於我的新聞人們，要面對和校園、書本截然不同的實務，則可能是最無奈、無助和思緒錯亂的一群人。

沒念過一分鐘的新聞學，但新聞學對我而言一向不那麼高深，它是忠於事實，是實事求是，是一種良心，是一種正義。換句話說，記者只忠於自己，而非報社或報老闆，只問事實，只問良心，盡全力追求公平正義。



如今，好像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新聞已從自許Do the right thing的正面表列，成為只要Do no evil就可以的負面表列。

時代無聲無息的變了。當記者忙著「別人的」公平正義，似乎也經常忘了屬於自己的公平正義。面對日漸惡劣的勞動環境與條件，大都隱忍不發；面對逐漸脫序的新聞操作，只能盡全力說服自己不要介意。

許多人驚覺，手上的筆別說改變世界和國家了，連改變自己的工作條件，改變自認為不正確的新聞運作都不可得。無力感和現實，讓我們學著妥協，學著找理由來說服自己，即使那意味著我們必須以近乎精神分裂的方式，去分頭處理自己筆下和自己所實踐的人生。

很反諷的是，當我們一天到晚寫著「民主要靠自己爭取，不會天上掉下來」，鼓勵所有人挺身而出，或在一旁看著無數人用力為權利奔走發聲，面對自己的問題竟噤聲不語。很有趣的是，新聞人擅於也慣於單兵作戰的職業習性，在這個場域成了纏繞著自己的絆馬索。

平日最呱噪的記者，此時此地竟出奇靜默。

那麼，團體作戰呢？參加工會，希冀透過團體力量和資方斡旋，雖有自立和中時工會的血戰前例，二十年來還是一項「心中有個小警總」的禁忌。有權加入工會、應該加入工會這項勞工意識，在新聞業內竟十分薄弱。有些人可能會心想：「難道我們也要像關廠勞工一般，走上街頭嗎？」

長久下來，新聞環境和勞動條件的惡化，似乎成了一個「沒有加害者，只有受害者」，甚至是受害者「忙到沒時間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現象，沒有什麼事比此更加反諷了。

該怎麼說呢？旺中案，再加上經營者蔡衍明的參與其中，很巧妙的組成了一個集新聞界亂象、怪象大成的結構，它既牽涉到媒體壟斷、媒體經營，也涉及新聞專業倫理、勞動環境，而在一連串愚蠢的新聞操弄事件之後，獲得各界共同關注。

嚴格說，我們應該是反旺中案，而不是反旺旺中時集團；是反how ─ 它將如何影響日後的媒體生態，反who─經營者的適格性以及他如何將旺中新聞從業人員的命運和他自己緊緊相繫，反where和when─它如何在此時此地對待台灣，而不是反what─旺旺集團本身。

如果說勞動條件的改變是如此困難，新聞人連保有忠於自我、媒體本身連保有最後一點公正的自由都沒有，那會是最大的悲哀。我不相信瑪雅文化預言的2012世界大毀滅，是指台灣的新聞業。

今年的其他364天，你或許是個必須不帶情感的旁觀者，9月1日這一天，希望你成為一個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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