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環境記者交流，重啟新的可能性

▲兩名大陸記者（左）在南投參訪時巧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榮譽
董事長李遠哲（右），雙方短暫地交換意見。
（圖／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文／呂苡榕（作者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採訪編輯）



　如果說媒體做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那麼日前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世新大學共同主辦的「2009兩岸環境媒體交流」，或許可稱為一種準政治的交流。藉由對921災後重建的探訪，一窺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的關係，以及資本主義全面入侵的年代，媒體的角色與定位。

　10天的交流行程讓大陸媒體看到的是台灣民間社會力的活躍，以桃米生態村和土牛客家文化館為例，一場災難讓社區居民學會凝聚共識，學會與政府打交道、爭取資源，重建不只有物質上的重建，更是生產出共同的「對生活的想像」，由下而上勾勒出一種生活的狀態。

　相對於台灣，大陸在重建過程中並沒有太多的民間參與，川震災後重建幾乎由官方一手主導。也由於政府強制執行，重建過程穩定的朝向三年完成的目標邁進。

　只是社會力的活躍不代表台灣重建過程，未曾面臨政府與民間的矛盾。以邵族為例，即使因為921重建過程讓部落重新召開民族議會，並積極爭取傳統領域，但原本承諾的，在經歷政黨輪替後，全數化為烏有。到目前為止，邵族仍努力與政府談判，為土地而奮戰。

　漫長的重建路程，某些地區選擇與政府合作，藉著中央的補助打造地區特殊產業；另外則有部分區域，為了自主性與政府持續抗爭。如同青芽兒主編舒詩偉所言，不同重建模式底下都讓地區展現各自的生命力，沒有哪一種是絕對的好或壞。

　對比於大陸川震重建的快速，台灣重建過程透露出政府與民間的拉鋸，這也是現代國家機器發展成熟的證明。國家的強制力退位，放出資源讓民間爭取，某種程度上，民間團體與政府成為「侍從關係」。降低了民間抗爭的機會和社會成本。至於原住民遭遇到的土地問題，很明顯則是因為背後利益太過龐大，因此政府無法輕易放手。

　震災不只帶來破壞，也帶來建設，無限的重建商機隱藏在傷痛背後。例如川震為中共中央帶來土地重劃的契機，許多原本在徵收上會導致複雜問題的地區，趁著重建，政府能夠直接將其圈為「特定用地」，而省去徵收上造成的困擾。在台灣，重建過程中建商進行房屋重建，重建好的屋子則是讓災民經由政府部分補助以及銀行貸款購買，在這個過程中，建商和銀行都是獲利者，災民則一分為二：有能力與無能力貸款購屋者。災民的身分被拔除，取而代之的是經濟上的判準。資本，做為一種新的勢力，是兩岸共同面臨的問題。

　政治力退位，資本勢力進駐的台灣社會，為媒體帶來不一樣的危機，「台灣的新聞感覺很多元，實際上內容很單一，而且太著重在島內事務，很少報導國際消息…，台灣媒體浪費了這麼好的環境。」《雲南信息報》記者郭敏對台灣媒體下了這樣的註解，社會氣氛開放對大陸媒體而言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更不用說廣大的公民記者正在逐步形成，只是主流媒體在開放之中，卻顯得保守。

　同樣的問題輔仁大學新傳系副教授陳順孝也指出，從前媒體可能遭到政治報復；如今媒體則是受到經濟制裁。媒體被商業綁架的結果便是人民再也無法聽到多元的訊息內容。

　而大陸媒體則是遭遇政治與資本的雙重箝制。但或許是因為敵人輪廓清楚、敵我界線分明，大陸媒體擦邊球的狀況極多，企圖在遊走在政治界線邊緣，引導出許多真實的聲音。

　回到準政治交流，媒體既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同時也做為第四權監督政府，媒體反映了社會真實與政治之間的矛盾。同時因為這樣的交流不涉及政治，因此不需要擔心政治因素造成的侷限，郭敏表示，雖然我們停留在特定領域內做交流，但因為它涉及的面向多元，因此在特定標題下其實進行的廣泛的討論。

　同時藉由這樣的交流尋找彼此的可能性，例如台灣民間社會力的活躍，讓《南風窗》雜誌社記者陳統奎思考，他的故鄉海南島也能夠藉由由下而上的改造過程中獲得新生。除去純然經濟或政治人物間的交流，媒體開啟的是對彼此社會內在矛盾的認識，以及經由比較所萌發的，對自身環境可能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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